以筆切割出一條思想虛線:關於李明學個展「盲點」文 ∕ 王聖閎
阿佩萊斯(Apelles of Kos),一位活躍於亞力山大大帝年代的希臘畫師。據聞他曾經與同時代的競爭對手普羅托基尼斯(Protogenes)較勁過繪畫技術。後者先是在比試中,畫出一條幾乎從未有前人能夠辦到的、極為精巧的線,試圖誇耀其過人的作畫能力。然而阿佩萊斯卻更勝一籌,因為他直接在對手所描繪的線上,畫出另外一條更為精細的線,徹底將之一分為二。
如果說,一條線的存在總意味著將某張紙、某塊畫布加以切分,使被描畫的區域根據線所代表的疆界邏輯,形成全新的相對關係(域內和域外、身體與背景)。那麼,「畫一條線」(draw a line)的意義從來都不簡單,因為劃定疆界必定伴隨著「法」的建立,關乎描繪者如何為事物附加秩序,或者重構秩序。
但阿佩萊斯所做之事稍有不同。至少在阿岡本(Giorgio Agamben)眼中,他並非單純畫出遠比對手技藝更為精湛的一條線,而是一種對描繪實踐本身的(再)描繪。或更精確地說,所謂的「阿佩萊斯的切割」(The Cut of Apelles[1])即是對一條線本身所代表的意義——「法」的訂定和劃分——進行重繪與再切割的策略,通過「對劃分進行再劃分」(divides the divisions)的操作,懸置「法」原先的運作邏輯。這位傳奇的希臘畫師正是以此方式,令其對手的疆界線失去效力。
李明學的新個展「盲點」顯然也醞釀著一種屬於他自己的「對劃分的再劃分」或「對描繪的再描繪」。這檔展覽也存在一條虛擬的、觀念性的線中之線,貫穿所有展出的作品。鉛筆無疑是「盲點」裡最重要的意象。它所象徵的素描傳統,更是長久以來人類(透過圖像)為萬物立法的根本途徑:確立輪廓、定義前景和後景,以及設定視角和空間關係。但李明學無意引領我們關注他怎麼經營、刻畫其描繪對象,而只對於如何突顯描繪實踐本身所代表的「法」深感興趣(無論這個「法」是歐基理得式的、達文西式的、維拉斯奎茲式的,或者傅科式的。)畫廊門口櫥窗內插上的那支鉛筆,已充分表露其心意。牆上斗大的「Sword」字樣,既是對壁面白漆的實際切割,同時也是對「鉛筆線=切割線=法的疆界線」這三重等式的具體明示。以這件作品為起點,藝術家戲耍著各種符號的斷裂與再配置,將觀眾拋入一個意指作用(signification)處處存疑的曖昧領地,令圖像與再現的不穩定狀態成為課題,若即若離。
綜觀來看,「盲點」總是吝於給予任何明確的描繪對象,只專注於不存在者的精心布置。例如《無名_交換計畫》表面上是一件觸及時興的外送經濟議題的作品,邀請觀眾一同探索「作品∕消費物」和「奉獻∕給予」之間的交換關係。但它在現場的空間布置,卻也能從更古典的角度來理解:飲料杯從綠色台座上被取走,其實是靜物的不在場;而相機攝錄人像卻永不沖洗,則無疑是肖像的缺席。展場另一側的《OOXX》同樣採取類似的堅定姿態:其所呈現的不過是井字連線遊戲的鉛筆放大版,簡約數筆塗繪即是一張。倘若觀眾籲求是否有「更用心經營」的圖像,僅會發現藝術家煞有介事地刻畫了描繪工具(鉛筆)本身。但它們全被賦予附屬且次要的位階,猶如版次註記一般,置於不易察覺的畫布側邊。
顯然,這些都是李明學的故佈疑陣。他不斷引領我們關注圖像再現機制,而非事物所擁有的皮相。正如同後方牆上的色點畫作《星塵》所提示的,這些點狀圖案既可以是巧克力的色漬,也能視為被框取的某個夜空星座。但重點不在於辨識何者為真,更不是落入一切圖像(或擬像)皆不可信的懷疑論誤區。這些簡化的思考路徑皆是「盲點」所欲懸置的。毋寧說,這檔展覽意在將人們的注意力帶離對再現之物的耽溺,並重新定焦在描繪實踐本身必然伴隨的符號遊戲。但這並非一種不問世事、純然主觀化的美學姿態,而是思索如何與事物的既定之法(那些僵化而世故的現實律則)拉開某種靈活且充滿潛能的「閱讀間距」?猶如人仰望星空時,思想總是能擺盪在沈思靜觀與悠遊馳騁之間,這種更多的是駐足在「虛線」而非「實線」上的星叢式思辨(thinking in constellations),其實是當代藝術所能夠給予的最佳餽贈。
[1] Giorgio Agamben, The Time That Remains: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, Patricia Diley (Trans.) (Stanford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5), p. 50.
阿佩萊斯(Apelles of Kos),一位活躍於亞力山大大帝年代的希臘畫師。據聞他曾經與同時代的競爭對手普羅托基尼斯(Protogenes)較勁過繪畫技術。後者先是在比試中,畫出一條幾乎從未有前人能夠辦到的、極為精巧的線,試圖誇耀其過人的作畫能力。然而阿佩萊斯卻更勝一籌,因為他直接在對手所描繪的線上,畫出另外一條更為精細的線,徹底將之一分為二。
如果說,一條線的存在總意味著將某張紙、某塊畫布加以切分,使被描畫的區域根據線所代表的疆界邏輯,形成全新的相對關係(域內和域外、身體與背景)。那麼,「畫一條線」(draw a line)的意義從來都不簡單,因為劃定疆界必定伴隨著「法」的建立,關乎描繪者如何為事物附加秩序,或者重構秩序。
但阿佩萊斯所做之事稍有不同。至少在阿岡本(Giorgio Agamben)眼中,他並非單純畫出遠比對手技藝更為精湛的一條線,而是一種對描繪實踐本身的(再)描繪。或更精確地說,所謂的「阿佩萊斯的切割」(The Cut of Apelles[1])即是對一條線本身所代表的意義——「法」的訂定和劃分——進行重繪與再切割的策略,通過「對劃分進行再劃分」(divides the divisions)的操作,懸置「法」原先的運作邏輯。這位傳奇的希臘畫師正是以此方式,令其對手的疆界線失去效力。
李明學的新個展「盲點」顯然也醞釀著一種屬於他自己的「對劃分的再劃分」或「對描繪的再描繪」。這檔展覽也存在一條虛擬的、觀念性的線中之線,貫穿所有展出的作品。鉛筆無疑是「盲點」裡最重要的意象。它所象徵的素描傳統,更是長久以來人類(透過圖像)為萬物立法的根本途徑:確立輪廓、定義前景和後景,以及設定視角和空間關係。但李明學無意引領我們關注他怎麼經營、刻畫其描繪對象,而只對於如何突顯描繪實踐本身所代表的「法」深感興趣(無論這個「法」是歐基理得式的、達文西式的、維拉斯奎茲式的,或者傅科式的。)畫廊門口櫥窗內插上的那支鉛筆,已充分表露其心意。牆上斗大的「Sword」字樣,既是對壁面白漆的實際切割,同時也是對「鉛筆線=切割線=法的疆界線」這三重等式的具體明示。以這件作品為起點,藝術家戲耍著各種符號的斷裂與再配置,將觀眾拋入一個意指作用(signification)處處存疑的曖昧領地,令圖像與再現的不穩定狀態成為課題,若即若離。
綜觀來看,「盲點」總是吝於給予任何明確的描繪對象,只專注於不存在者的精心布置。例如《無名_交換計畫》表面上是一件觸及時興的外送經濟議題的作品,邀請觀眾一同探索「作品∕消費物」和「奉獻∕給予」之間的交換關係。但它在現場的空間布置,卻也能從更古典的角度來理解:飲料杯從綠色台座上被取走,其實是靜物的不在場;而相機攝錄人像卻永不沖洗,則無疑是肖像的缺席。展場另一側的《OOXX》同樣採取類似的堅定姿態:其所呈現的不過是井字連線遊戲的鉛筆放大版,簡約數筆塗繪即是一張。倘若觀眾籲求是否有「更用心經營」的圖像,僅會發現藝術家煞有介事地刻畫了描繪工具(鉛筆)本身。但它們全被賦予附屬且次要的位階,猶如版次註記一般,置於不易察覺的畫布側邊。
顯然,這些都是李明學的故佈疑陣。他不斷引領我們關注圖像再現機制,而非事物所擁有的皮相。正如同後方牆上的色點畫作《星塵》所提示的,這些點狀圖案既可以是巧克力的色漬,也能視為被框取的某個夜空星座。但重點不在於辨識何者為真,更不是落入一切圖像(或擬像)皆不可信的懷疑論誤區。這些簡化的思考路徑皆是「盲點」所欲懸置的。毋寧說,這檔展覽意在將人們的注意力帶離對再現之物的耽溺,並重新定焦在描繪實踐本身必然伴隨的符號遊戲。但這並非一種不問世事、純然主觀化的美學姿態,而是思索如何與事物的既定之法(那些僵化而世故的現實律則)拉開某種靈活且充滿潛能的「閱讀間距」?猶如人仰望星空時,思想總是能擺盪在沈思靜觀與悠遊馳騁之間,這種更多的是駐足在「虛線」而非「實線」上的星叢式思辨(thinking in constellations),其實是當代藝術所能夠給予的最佳餽贈。
[1] Giorgio Agamben, The Time That Remains: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, Patricia Diley (Trans.) (Stanford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5), p. 50.